時代的歌曲,時代的呼聲 - “音樂,文化,社會”研討會記敘

是日週五,市面看似四處如常;金鐘,“佔領區”內景致獨特,但亦漸被視作平常,彷彿不久前的衝擊,催淚彈和洶湧的人群從未佔據這個空間;演藝學院,地處金鐘與灣仔之間,社運的波瀾從未停止掠過這個地方:05年會展世貿會議的韓農示威,反高鐵,反國教運動,幾次圍堵立法會… 無論是地理還是形勢上,微妙的位置使這個學府成為以文化批判社會的最前線。今次這個由科藝師生主辦,名為“音樂,文化,社會”的研討會,討論了音樂歌曲與社會時事之間的互動,以另一個角度為社會運動做一個備忘錄。

IMG_1389袁展示“黑鳥”出版的這些cassette,珍貴之處也在於精心而獨特的設計,大量的文案,文字去闡述他們的音樂理念。

“有沒有一些社會性議題的歌曲作品啓蒙了你?帶給你關於社會和政治的信息?”講員之一,樂評人袁智聰拋出了一個引子問題。作為一個入行已經27年的樂評人,自言音樂講座的聽眾慢慢由一班70後到80後再到現在的90後,不免出現“代溝”,所以要釐清大家聽歌的背景。說起“社會歌曲”,早年香港許冠傑時代已經有很多耳熟能詳的作品,《半斤八兩》,《加價熱潮》,這些歌也屬於社會題材,但純屬諷刺時弊,不算太政治。真正打著政治旗號,要數80年代的“黑鳥”。這隊Politic Rock樂隊的歌曲以政治議題為主,由“另類音樂教父”郭達年為首,當年他們搞音樂雜誌,音樂比賽,自資出版音樂cassette成為獨立樂隊自資出唱片的鼻祖,同時亦影響了同期的不少樂隊,地位可說是舉足輕重。袁智聰揀選了他們其中一首1987年的作品《工作機器》作為序幕。

另一位講員音樂人周博賢出名創作時事題材的歌曲,他引述黃霑先生一句說話“97年是香港樂壇的分水嶺”,97後廣東歌樂壇走向單一化,K歌文化限制了樂壇的發展。歌曲的功能只是“fufill緊大家唱k的需要”,音域不是太窄就是刻意在高音停留,讓唱得到的人感覺“好威”。題材要選大家都有共鳴的東西:愛情、分手,公式化千篇一律。於是這位曾經是港大法律學會會員的樂迷,在版權公司工作多年後開展了自己的音樂事業,社會議題自然取代情歌成為他音樂的主調。他認為自己寫社運歌的主要目的是要鼓動群眾,為他們打氣。《好在還有你》,《雞蛋與羔羊》是他首先分享的兩首歌,也是他自己的作品。


《雞蛋與羔羊》取材自奧斯卡最佳電影《被奪走了的十二年》,前半段描述了電影的內容,後半段講述香港核心價值一夜之間被毀。作者希望聽眾在成為“任人宰割的羔羊”與“對抗高牆的雞蛋”之間作出選擇。這個MV充滿的意象和後來一連串社運事件不謀而合,讓周本人倍感震撼。

同樣是高牆,70年代分割東西德的柏林圍牆,一對戀人為尋找民主自由越過圍牆而慘遭槍殺,英國歌手David Bowie1977年在西柏林錄音的時候聽聞了這個故事後創作了一首悲壯的《Heros》,亮點是以編曲築起的一道“聲牆”象徵那堵終被推倒的高牆;後來本地樂隊“達明一派”在1986年的專輯則以《圍牆》回應了這首《Heros》,袁智聰為大家播放了這兩首歌。

描述一個社會運動,除了從宏觀的角度,情緒很大很悲壯之外,也可以選擇另一個面向。周博賢介紹了My Little Airport《今夜到干諾道中一起瞓》,歌曲也是講述一對戀人,角度很獨特,選材自雨傘運動中的一些小片斷,抒發的情感比較輕和細緻,是他們一貫清新簡潔的曲風。

袁智聰認同可以有不同面向的創作取態,就如牙買加歌手Junior Murvin 的一首《Police & Thieves》,帶出當時警察與賊同流合污的醜惡。這首Dub Reggae曲風的作品不是叫大家上街,反而要去開舞會,實行“快樂抗爭”。同一首歌流傳到英國,傳奇Punk movement樂隊The Clash 演繹了一個punk reggae的版本。

作為英倫音樂迷,袁智聰承認有大部份的政治常識是由聽英國歌而來,從而驅使他由一個政治冷感的香港人變得開始關心時事。而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英國由戴卓爾夫人當政的時候經濟蕭條,很多消極的情緒,音樂傾向深沉和黑暗。獨立樂隊The Specials一首《Ghost Town》道出箇中的氣氛,當時大量的歌曲毒罵戴卓爾夫人,The Smith的主音Morrissey 一首《Margaret On the Guillotine》籲將她送上斷頭台,用一個很優雅,思古幽情的手法去詛咒一個政棍去死。如此直接的表達,香港也有一首My Little Airport的《Donald Tsang,please die》

最後周博賢指出,除了主動通過音樂去表達,開party的形式也好,淒美又狠毒也好,關於社運歌曲還有一種比較有趣的情況出現: 一首普通歌曲,作者無心,反而由社會的聽眾去賦予其意涵。例如五月天的《入陣曲》,是一首電視劇主題曲,本來沒有什麼特別之處。但後來出了第二個官方mv,加入動畫,回應了很多那時台灣發生的事件:一個叫大澳的地方被強拆逼遷使很多人對政府不滿;“洪仲丘事件”,一個年輕人入伍被欺凌致死;立法院被竊聽等時事。於是大眾覺得這首歌變得很政治化,在後來一個大型街頭運動中,群眾就在凱達格蘭大道一起唱這首《入陣曲》。這是一個例子,一首歌本身可以和時事無關,但通過了一個中介讓它轉化出一個新的意涵。

同樣情況本地也有一個很出名的例子,就是《海闊天空》,仔細看這首歌的歌詞,無非都是訴說追尋理想遇到困難,覺得很冰冷和無助,這些描述本身可以套用到很多不同的情形中。基於很多的原因,包括Beyond家駒傳奇色彩的影響,當這首歌流行起來,大家都懂得唱,不用背歌詞,受眾的看法可以賦予它多一重意義, 使它變得更廣闊,自然它就可以登上大型群眾運動的舞台。 所以說音樂對社會的意義,有時不只是創作人一己的想法,情形往往會掉轉過來,由聽眾主動去賦予。

袁,周二人不約而同提到一首youtube上面廣傳的歌曲《話你戇鳩怕你嬲》,一首廣東話粗口原創歌,作者自彈自唱十分粗糙,沒有編曲可言。“不止是抒發,簡直到了發洩既地步,有種頂唔順,不吐不快的感覺,但兼有一種幽默感在裡面。”周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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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人的合照

文:Kenji@KICKSOUND